十四、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彭真先后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八届中央委员,在9月27日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彭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0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分工会议上，决定彭真协助邓小平总书记负总责，并分管统战、政法和港澳等方面的工作。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一分工。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回忆说：“彭真通常在小平同志不在时主持书记处会议，实际上等于副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议他都参加。”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10月9日的会上曾提出，不要让彭真继续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职务，以便集中精力搞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一意见没有被中央采纳。从此，彭真的肩上又挑起了一付重担。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后，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开始改变。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用“大跃进”的方式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越英国。

1959年，全国呈现继续“大跃进”的态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1958年末起，已经察觉到在经济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并提出要纠正这种错误。但是，由于政治上仍以“左”的错误观点看待问题，使纠“左”工作进展缓慢，而“持续大跃进”的口号却一直是全国倡导的工作方向。在这种形势下，彭真一方面不断要求各地继续鼓劲，一方面提请大家注意虚报产量的弄虚作假问题，特别要注意“不要饿死人”，“赶快调粮食和治病”，“防止浪费”、“预防天灾”。

他在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大放“卫星”时，就不相信那些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的“卫星”。他曾请那些放“卫星”的人在他家院子里做实验，那些人只好实话实说，承认他们的“卫星”产量都是虚的。为了纠正浮夸风带来的恶果，彭真在1959年6月11日至7月16日，连续主持11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怎样纠正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浮夸风问题，提出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穷日子更要当穷日子过。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庐山会议后，彭真两次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筹备工作，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和赦免战犯、罪犯的问题。他提出，这次不是大赦，是赦真正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真正改好了的。这是劳改政策的胜利，是少杀长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胜利。

1962年1月的北京是寒冷的，但人们已经开始闻到春的气息。在这万物酝酿复苏的时节，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一次在党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这就是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次重要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党的领袖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查找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它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